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商务部制裁，华为遭遇美国司法部调查，国内充满了对芯片产业被卡脖子的焦虑。近日，中科院院士倪光南发表观点，认为中国芯片设计上差距不大，主要是制造方面，但实现芯片制造的追赶至少需要持续投入几千亿，他建议应该发挥国家整合大企业的力量，学习北斗卫星模式。

搜狐国富智库今天专访了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、著名计算机专家余凯，他认为中兴等通讯行业还不算最糟的，汽车芯片更是一片空白，完全依赖进口。他以汽车芯片为例解释了芯片制造的难度，认为芯片产业不同于北斗卫星，我国曾经靠“举国体制”出现过大量“华”字头的国家队芯片企业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像谷歌这种深刻理解人工智能的软件公司切入硬件领域才是趋势，政府应该做的是培育市场环境。

关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水平，余凯以半导体公司为例，认为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属于世界先进水平，大陆则基础薄弱。“在全球前20大半导体公司中，中国只占2个;在汽车半导体领域，前十大公司中，我们一个也没有。”余凯说，“在通信芯片领域，中国至少还有海思、展讯等公司取得了不俗的成绩;而汽车芯片，中国公司交了白卷，几乎全部依赖进口。”

他随后以汽车芯片为例，解释了芯片制造和供应难度之大。为了严格保证整车品质和可靠性，汽车芯片始终追求的是实现零缺陷(Zero Defect)的目标。需要满足AEC-Q100通用标准、功能安全ASIL-B(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)以及ISO/TS 16949规范。对于自动驾驶系统来说，任何故障或者失效都是不可接受的，为了确保在功能上的可靠性，自动驾驶系统需要在各个方面都有可靠的冗余备份系统，在主系统失灵的情况下，能够被监管系统发现，并由备份系统接手控制。此外，要想成为合格的汽车芯片供应商，还要符合供应链品质管理标准，也就是ISO/TS 16949规范。在供货周期方面要至少满足10年的供货期，甚至要达到15年，这对于公司的长期运营能力、管理水平的要求，是消费级芯片供应商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美国为什么会产生芯片领域的巨头?余凯表示，业界的领先公司英特尔、英伟达等都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，但其产业发展环境与中国不同：美国从半导体工业诞生之日起就是领导者，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在领先的行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并且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成熟度非常高，对于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有足够的理解力和耐心。

像ARM这种IP授权公司，统治了移动处理器领域，成了标准的制定者。“我们如果不能从上游做起，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发展。”余凯说，“但是我不赞成‘举国体制’，这不符合中国的40年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。”

“我们国家在80年代的时候，搞过非常多的国有芯片公司，各种“华”字头的芯片公司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但后来都没有取得真正的商业成功。”余凯解释，“芯片投入大、早期收益小，纯商业化道路走不通，很多人希望政府‘集中力量办大事’。北斗的发展也印证了其作用，但同时要看到，芯片行业相对于卫星导航行业有很大的不同之处：很少有哪个行业能和摩尔定律驱动的芯片行业的变化速度相比，并且像汽车行业是充分竞争市场，必须考量成本竞争力，举国体制在响应速度和成本方面缺乏竞争力。”他着重强调了“响应速度和成本竞争力”。

但这不意味着，就没有办法实现赶超。余凯认为，谷歌就是成功的案例。“谷歌切入处理器领域的时间并不长，但很快就把TPU做出来了，不仅在AlphaGO大放异彩，还将其做成了一项AI服务，其商业潜力巨大。”为什么谷歌这个硬件行业的新来者，其AI处理器研发的进展远远超过英特尔这样的传统巨头?余凯认为，这一现象的背后，折射出一个新的趋势：深刻的理解人工智能的软件将促进处理器架构的研发效率。本质上讲，这是一场由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驱动的软硬件技术革命。要真正去解决人工智能的应用落地问题，就必须从软件到硬件，软硬一体，它体现的是两个原则：速度和效能。余凯补充到，“AI产业的发展已经表明，拥有算法的公司开发自己的处理器，要比一家硬件基因的公司有更大的成功率。”

对于尚处于追赶期的中国而言，余凯建议应该结合政策、资本、初创公司以及主机厂的力量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，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，尤其是“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”。

“中国的赶超之路，既不是纯商业化道路，也不是举国体制，而是政策引导下，依靠市场化运作。”余凯总结到，“芯片是典型的长跑道行业，需要足够的定力，要在10年的维度上执着前行，这是中国企业的使命。”